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精神包括两层涵义，即他在答林纾责问信中提出的办大学的两种主张。
其一是，“无论何等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其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自己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脱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蔡先生自己的说法是第一点属“兼容并包”（即“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其实第二点系由第一点衍生出来，把两者同样看作“兼容并包”精神似不为过。蔡先生伟识宏量，他的“兼容并包”精神开一代风气，令后辈追慕。他“宽容”教员的理由有二。一是“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这是私德极佳的蔡先生不得已的苦衷。二是“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本文就从这里说起。
蔡先生的这些主张，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对当时在德、法等国流行的所谓“大陆派”教育观点的引进。这里明显忽略了教人者在被教者全面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蔡先生的这个片面性，不久便被以梅贻琦、潘光旦为代表的，十分注重受教者的全人格养成，因而十分强调教师道德资质的“英美式”教育学派所修正或补充了。潘光旦说：
殊不知做事应该分公私，做人是不能分公私的，自“不愧屋漏”起，到“御于家邦”止，是一个整个的人格表现，何能截为片断？
的确，人格无公私，办事有公私。教员自然可以仅凭自己的学识教书，可以说私不妨公。然而，教育等同于纯粹的知识贩卖么？“做师表者的责任，决不仅仅在灌输一些智识，而在把自己整个人格，和盘托出，做人家的榜样”。潘光旦认为，学校为青年择师，最大标准是一门学问有相当的积累与贯通，但这还不够，“我们应当问，他的学识对于个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多少良好的影响，即所谓贯通，是不是并不限于本门知识的部分之间，而已推广到这门智识与个人操守之际”。
梅贻琦和潘光旦服膺自由教育论（Liberal Education），因此主张做人和做学问合一。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常常被片面理解为梅贻琦主张办大学的只要多聘请才学高的教授即可。实际上梅贻琦的“大师论”兼赅学问、德行两层涵义，把握了这一点才算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梅贻琦讲“大师论”的原话是这样的：
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是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师生学术德行的传承是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眼见知识分子整天忙于生计问题，无暇和学生密切接触，学术和教育正在沦为单纯的谋生工具，不禁为之神伤。现在重提梅贻琦、潘光旦重视全人格培养这一教育观念，当不无积极意义。
应该说明的是，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精神的精义是学术自由，不究教师的政治倾向，这些都是梅贻琦、潘光旦极其赞成的，他们的细微差异并不妨碍在主要点上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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